麦格赛赛奖组织者8月6日宣布了2014年麦格赛赛奖的6名获奖者，其中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

以菲律宾已故总统拉蒙·马格赛赛名字命名的拉蒙·麦格赛赛奖设立于1957年，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麦格赛赛奖素来颁给为公共事业无私奉献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工作的人士。“让亚洲更适于生存”是麦格赛赛奖的口号。

麦格赛赛奖评委会表彰了中国法学教授王灿发，称其创立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处理了数千例环境污染的投诉，并在法庭上多次打败强大的污染企业。该中心还对律师和法官进行有关处理环保案件的培训，以及起草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王灿发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前身），1988年7月至今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民商经济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同时还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担任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王灿发参加了近25年来中国大多数环境法律、法规的起草。他从1994年起在《中国环境报》主持“律师信箱”，回答有关环境法的疑难问题200多个。王灿发在推动环境法治和环境公益方面作出的独特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先后被授予“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日经亚洲奖”、“改革开放30年十大环保贡献人物”、“中国正义人物”、“CCTV 十年法治人物”，并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45位“世界环境英雄”之一。

王灿发教授于1999年11月开办了国内第一家专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民间机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中心为许多求助无门的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帮助，免费为无力支付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的污染受害者打官司。十多年来坚持用帮助污染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推动公众环境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提高，促进环境法的执行和遵守。中心已经帮助了55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益者达数万人，王灿发也因此被称为“环境维权教授”。他所代理的一些环境案件成为中国环境立法在公民环境权益维护方面作出改进和完善的重要实践依据。

2007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环保英雄”，与他一起入选的还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俄罗斯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作为“中国环保法律援助第一人”，十余年来，王灿发坚持为地球说话，为环保受害者说话。他告诉《外滩画报》，他一生的偶像是马丁·路德·金，因为“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和平与平等”。

2007年10月22日，时年49岁的王灿发去给研究生上课，到教室后，20多位学生突然全体起立以示敬意。几天后，教育部到学校进行教学评估，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王灿发作陪，校领导第一个就把他推了出来说，“王老师刚得了个国际大奖”。“全球环保英雄”，众老师笑呵呵地随声附和。

10月底《时代》杂志评选出全球45位“环保英雄”，大人物戈尔、戈尔巴乔夫等位列其中，王灿发看上去是个陌生的“小人物”。

《时代》总结了王灿发的成就：创立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并自创立起便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10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推动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其实王灿发在国内的名气不小，头衔也很多，比如“中国环保法律援助第一人”、“环境维权民间法律援助第一人”等。2001年，他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等奖；2005年，他再度当选国家环保总局首次评选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王灿发个子矮小，他也毫不讳言这一“缺陷”，在一次论坛上，他自我调侃说：“我的身材比较环保，所以这个桌子容易挡住我。”个子虽小，精力却是惊人，王灿发自己也说，“一个人干了4个人的活，要带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每天都只有5、6个小时的时间睡觉，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王灿发去年考了驾照，买了一辆白色小车，每天来回跑，“这样省不少时间。”

“我知道我做对了”

成立于1999年的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幢有些破败的红色小楼一楼，小楼又称“文化楼”，在校的学生多数不太熟悉其位置所在。援助中心很小，二室一厅的格局，摆着几张办公桌，打印机挤在卫生间里，墙上贴着值班表，电话就搁在下面，号码是010-62267459，这是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只要接受采访，王灿发都要求将这个号码刊登出来，“每次采访见报，前来咨询的电话就多起来。”

王灿发提供援助有三个原则，重大的、典型的和当事人非常贫穷的。他承认，很难做到遍施甘霖，钱就那么多。他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前8年一共接到1万多个投诉，处理了104起案件。”这个第一家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在2007年仍是中国唯一的“专打环境污染案件”机构。曾经有人问王灿发，能否在中国复制另一个援助中心。有人在河北做过类似的尝试，但一年之后就难以为继了。“做这样的组织需要一个精通理论和实践的人，有人理论比我精通，但他们案子做得少，我的优势在于，既带课，又接案子。”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做过多年的“律师信箱”，解答过各种读者来信，“什么样的案子我都碰到过。”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团队，日常有40多人轮流值班，一般是在校研究生，不拿任何报酬。

王灿发是山东成武人，父母是农民，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王灿发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我只能凭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正因如此，他自称不会过于在乎金钱，“我有同学当律师，一年就挣了700万。但对我，钱够用就好。”

1984年，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的第一位环境法教师。次年，他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研究生，毕业后转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法》。

1995年，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了一起案子，江苏邳州一个养鸭大王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就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由一个富户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求救无门。王灿发给这家人写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穷农民请来了“中央的大律师”，这在当地引起轰动。案子最终胜诉，受害者得到了赔款40万元。

王灿发自此就动了念头，成立一个援助中心，之后几年，就是找赞助，到处游说。1999年11月1日，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开通。前一天，他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条不足100字的短消息。“这一天我们接到了50多个求助电话，有的人还抱怨我们老是占线，这时我知道我做对了。”

2001年，王灿发再接再厉，开办环境法律实务研习班，培训全国的律师和法官，每年100人，今年还多了环保局执法人员。把他们请到北京，让各大学、高法和环保总局的专家给他们讲课，并管吃管住。只让他们承诺：律师，每年至少办一件环保案子(在当地有环保案的前提下)；法官，公正执法；至于邀请环保执法人员，王灿发的解释是，“我们迫切希望环保执法人员能够依法治污，很多污染损害都是从没有严格执法开始的。”

“很多人听到免费培训，以为是骗子，不愿意来。还有江西律师发帖说，不能去，是骗局。”

王灿发的环境官司

王灿发走在漩涡中心。

有一次给研习班讲课，王灿发滔滔不绝连续讲了4个小时，通篇只说了一个字：难。他在谈到环境纠纷的第一个特点时，就指出了环境官司难打的实质所在：环境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污染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就会受到当地的政府部门或暗或明的保护。”王灿发总结经验：“起诉难，法院不愿意受理；取证难，官司打到最后，法官还是要求原告取证；判决难，中心接到的案子，都是那些按法律、法理必胜的案子，实际胜诉还不到50%；执行难，案子判了，钱拿不到。”

参加研习班的律师几十位，记者一个个问过去，回答千篇一律， “没有接触过环境官司。”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的马延军通过网络报名参加了这一期的研讨班，他接过不少官司，惟独没有环境官司。“不好打也没人愿意打，时间长，而且很难有结果，委托的人也少，许多受害者都处于观望状态，四处上访也不愿打官司。这种官司往往涉及到与政府的博弈，这就需要律师有奉献精神。”王灿发接手的所有的案子都在证明一个“难”字。

石梁河这个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的人工湖一向默默无闻，但因为一起王灿发介入的污染案持续多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99年7月9日，因水库上游涌入大量工业污水，致使水库上游300多只网箱内所养的鱼全部死亡，惨剧在同年9月和次年6月再度发生。逆流而上，江苏一养殖户发现污染源在山东临沭县境内的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化工厂。此后，他们到处投诉上访，2001年3月，出席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江苏省32位人大代表就此问题联名议案，悬而未决。事隔多年，王灿发对这起97个养殖户联名起诉案仍然印象深刻。养殖户到了北京，他很快决定接受这起案子，“这个案子非常有典型性。”案子没有任何悬念，判得很快，当年12 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家污染厂停止损害，赔偿养殖户经济损失560多万元。被告再度上诉，次年，江苏省高院维持原判。

情况却急转直下。过了两年，一切如旧，赔偿款一分未到。尤令王灿发惊奇的是，当山东省铁路法院接受养殖户的申请对被告进行强制执行时，发现被告所在市、县两级法院竟于一天之内对两个企业下达了7份调解书，将企业的财产转移，导致无钱可以执行。至今回想此事，王灿发仍愤愤不平，后来他出面以中心的名义上书最高人民法院，题目是《关于地方法院制造虚假文书的反映》：“法院竟然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使这些正义的人瞬间彻底背叛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事情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位副局长的督办下，“赔偿款最终全部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截留。”

另外一件也是大案子：福建省南屏县1721人诉榕屏化工厂案，此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南方周末》报道此事的标题为：《1643名村民VS亚洲最大氯酸盐化工厂》。这也是一个环境损害的典型案例，化工厂一方财大气粗，受害者一方人数众多，这个以种植毛竹的小村庄在1990年至1994年间，只有1人患癌症死亡，1999年至2001年的两年，17人死于癌症，成为轰动一时的“癌症村”。当时《新闻联播》记者前去采访，县领导多方搪塞，播出那天，全县强制停电。

案子打得艰难，拖了多年，直到2005年5月村民们得到了一审判决：他们原本要求判赔1033万余元，法院却只判赔24 万余元。村民再度上诉。12月上旬，期待了多年的村民拿到了二审生效的判决书，一审判赔的24万余元在二审仅变更为判赔68万多元。王灿发耿耿于怀的是，这笔钱久久未能到位。王灿发总向人推荐一部好莱坞影片《永不妥协》，大嘴茱利亚·罗伯茨因此片获得奥斯卡影后，片中讲的也是环境污染纠纷的真实案例，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律师打赢了3亿美元赔偿的官司，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同类民事案件的赔偿金额之最。他又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赔偿难，金额小。”王灿发是狮子座，他说自己外表开朗，但心事重重。他最得意的案子是潘家园南里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当时是“非典”时期，北京市规划委批准卫生部的两个研究所在潘家园南里建动物实验室，作为饲养和解剖动物的场所，居民担心做动物实验时，细菌跑出来造成疾病传播，便找到王灿发，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这是北京市第一个老百姓告规划委并最终胜诉的案例。”他有些得意。

“我希望你们都能当法学院院长”

中国一年究竟有多少环境纠纷？王灿发给出的是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一度的环境统计公报的数据，仅反映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1999年就达到25万件，2000年甚至超过30万件，2001年则超过了40万件。

王灿发画了一条环境纠纷年度曲线，从1993年以来，曲线处于上升趋势，幅度越来越大，但相关的政策却没有发展。他也参与立法，曾主持和参与《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及细则》《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重大环境法律、法规起草及修改等工作。但这些法律、法规里都没有涉及环境纠纷的内容，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目前法院接手的环境案件很少，老百姓更愿意上访而不是起诉，立法部门也就没有动力来制定相关法律了。

每年春节，人大法工委都会邀请北京有影响的法学专家前去座谈，之前一直没有找《环境法》的专家。2005年，王灿发作为唯一的环境法专家参与座谈，按资排辈发言，但最终也没有轮上他。王灿发说，“《环境法》在学界还缺少话语权。”每次讲课，他总开玩笑，“希望所有搞《环境法》的都能当法学院院长，这样影响就大了。”

好消息是情况越来越好，同事侯佳儒之前学的是《国际法》，后来转学《环境法》，“在未来10 年，这会是一个热点。”侯佳儒说，学校会将《环境法》研究单独拿出来，由王灿发挂帅，做大做强。对于《时代》杂志评选出的“环保英雄”头衔，王灿发也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至少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步、中国环境法治进步的认可。”

《时代》杂志将评选出的45 位“环保英雄”称之为“地球代言人”。开篇语写道：地球虽然是大家的，但它不会说话。地球不会为自己说话，因此必须有人为它说话。

王灿发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环境纠纷中的弱者。他喜欢说的一个词是“制度”，在研习班的讲课临近结束时，他讲了个例子，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旁边是个制药厂，一直受到废气污染，但努力十多年情况依旧。“谁都是弱者，真正好的制度就是保护弱者的权益，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即保证任何人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王灿发的学生写博客称其是偶像。记者追问王灿发谁是他的偶像，他思虑许久，回答是马丁·路德·金，“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和平与平等。”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gx/gx_kycg/201408/t20140811_1286779.s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news.qq.com/a/20071203/001017.htm（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