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巫昌祯

一、当今国际社会婚姻家庭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当中，婚姻家庭状况分为三个阶段：

（一）家庭全盛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二战结束后，人们重建家园的愿望非常强烈，表现为家庭稳定，离婚数量少。如美国这一时期的离婚数仅30多万件，较之60年代后的100多万件离婚案件相去甚远。

（二）家庭衰败时期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富裕。基于“性自由”“幸福主义”思潮，人们打破一切禁令，追求个人幸福，价值观有很大改变。这一时期在美国被称为20世纪除战争外的另一大灾难，表现为“五多现象”：独身者多；非婚同居者多；离婚者多（在美国离婚数占结婚数的50%）；私生子多（美国私生子占美国儿童的50%）；同性恋者多。“五多”现象强烈冲击着家庭，使家庭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三）回归家庭时期

80年代初，由于艾滋病的出现、性病泛滥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很多学者呼唤家庭回归，被称之为“婚姻的新潮”，并且付诸于行动中。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婚姻重要，离婚是否使人幸福，无过失离婚是否需要改革等等问题。因为早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一次“离婚革命”，即由过去的“过错离婚”改为“无过错离婚”，导致当时的离婚率升高。这一制度上的改变引起专家的反思与关注。因此美国、英国等国家开始向提倡结婚，鼓励结婚，强化婚姻，支持家庭的趋势发展。政府方面，英国率先出台一个咨询性文件支持家庭，反对闪电式结婚，和闪电式离婚；法律方面，美国的一个州在97年通过了一个新的婚姻法——《誓约婚姻法》，要求男女双方在结婚时提供3个文件：是否要孩子、财产管理方式、和离婚问题，并由法院予以公证，有违反者要负相应责任，从而约束缔结婚姻双方明明白白规定婚姻的承诺。在民间有“好女孩”运动，宣传不要进行婚前性行为，将情人节改为“支持婚姻周”，庆祝老年夫妻“金婚”“银婚”等活动，强调珍惜婚姻。对鼓励提倡结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2001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一）遵循宪法，进一步保护了婚姻家庭

《婚姻法》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保护婚姻家庭制度。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基础，家庭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保护体现在《婚姻法》总则中。一方面从正面引导，如《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从反面禁止，如第三条在原有的4款禁止性规定中加入了两款禁止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根据调查显示，是这两个问题促成了婚姻法的修订。

（二）完善制度，填补立法空白

在新《婚姻法》中补充许多制度，如无效婚姻制度；夫妻财产制度（原仅1条规定，现补充为3条）；补偿制度（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赔偿）；帮助制度等等，填补了立法上的空白。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三亿家庭的泱泱大国，婚姻法仅五十多条，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是很不够的。

（三）关注弱者，体现维护儿童、妇女、老人合法权益的精神

1、对儿童，在立法上细小的改变突出了儿童的权益。如对原立法中“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一款增加了禁止“弃婴”行为的规定。并体现了“儿童第一”的思想，如过去分割财产制度中规定“照顾女方和子女的权益原则”修改为“照顾子女和女方的财产原则”。

2、对妇女，一种是明示的方式，如由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与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修改为“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和中止妊娠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的规定；另一种是默示方式，如补偿制度，帮助制度等等主要涉及的也是保护女方合法权益。

3、对老年人，明文规定“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不得干涉父母再婚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新婚姻法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符合民意。此次修订从95年末至2001年历时6年，其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使每个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基础。二是弘扬家庭美德，有效的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联系起来。

三、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结婚的禁止条件

1、禁止一定亲属间的结婚。其中表兄妹通婚问题，有较大争议。如果双方同意绝育，不存在生育问题，是否允许结婚？国外大部分国家并不限制表兄妹通婚。

2、禁止结婚的疾病。除客观上不能结婚的疾病外，其他疾病是否可以结婚的问题。2002年我国卫生部最新文件规定，医学检查结论可为“不宜结婚”、“不宜生育”。传染病在传染期内、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暂缓结婚，都体现较大的弹性，没有绝对禁止了。还指出在出据婚前检查医学意见时，应该向受检查人说明情况，提出意见。如果受检查人坚持结婚的，应充分尊重受检查人双方的意愿。目前，我国《婚姻登记条例》对婚检采用“自愿”原则也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在台湾《优生保健法》中也规定只有在必要时才进行婚检。

（二）、夫妻财产制度问题

为更好的保证夫妻财产分割的可实施性，针对离婚一方在财产分割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共同财产或制造假债务等欺瞒的行为，是否能在发现其再有财产之后提起诉讼。

新《婚姻法》中取消了“家庭不动产在夫妻共同生活8年后成为共同财产”的规定，我们认为存在一定问题。

（三）、过错损害赔偿制度

《婚姻法》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是近来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实践当中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多，实际赔偿的少，原因在于取证太难，是否能考虑制订一些特别取证程序等。

同时存在的问题：一、规定过错损害赔偿的原因只有上面列举的四种，没有涵盖“其他重要原因导致离婚”的规定，如性要求赔偿，性病传染等。二、赔偿主体——是有重婚过错的婚姻一方，但是却没有第三者责任，这是不对的。在国外，是要行为人共同负责，负连带责任。在我国如果明知对方有配偶，仍与其结婚的，要负刑事责任，但民法却没有相应规定。三、赔偿是否一定以离婚为条件，是否可以有婚内赔偿。四、离婚的探望权问题。探望权主体是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或母，但可否包含从小抚养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者父或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同去探望；或者由父或母委托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存在客观上难以强制执行探望权的问题。

《婚姻法》中关于财产、人身的规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希望能在民法典草案的起草中有所修订，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科研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